好奇心日报

「万物简史」成吉思汗大交换的遗产

每一次不同地区文明的激烈碰撞,总会带来各种交流和交换,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带来了如此效果,而在其之前的蒙古帝国推动的成吉思汗大交换也不遑多让。

成吉思汗和他的后代们所带领的军队改变了中东的武器和战术,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弯刀的普及。尽管前几波来到中东的突厥人已经让人们见识到了弯刀的威力,但当时其他民族还是更愿意保留自己的直刃长剑。不过随着蒙古人的到来,弯刀日益成为马背上的战士最常用的武器。弯刀对于骑兵进攻而言是完美的武器,骑兵可以一边骑行一边用弯刀挥砍并完成攻击。剑在挥砍方面效果较差,而更适合自上而下的劈砍。骑兵在攻击时可以用弯刀挥砍并继续骑行,而长剑则可能会嵌入目标之中,或造成骑兵身体摇晃,导致其失去平衡或失去武器。

后来基督教世界推出的火炮阵地和火枪步兵方阵似乎一劳永逸地终结了蒙古人以弓骑兵长途奔袭为主的草原战争模式,然而坦克的大规模出现证明蒙古人的战略和战术精髓之影响远比普通人想象的要更为深远。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蒙古式战争得到了重估。英国军官李德·哈特在其《揭秘伟大的指挥官们》一书中专门有个章节写成吉思汗和速不台。李德·哈特借鉴了蒙古式战争风格,强调机动性与火力,认为随着坦克和飞机的普及,在飞机的掩护下坦克和机械化步兵的组合可以作为大部队的先锋独立行动,切断敌人的通讯和补给线,使敌军陷入瘫痪,就像蒙古人所做的那样,使敌军只有反应的能力,而无进攻的可能。

无独有偶,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提出了大纵深作战的概念,而他此前是与布琼尼等人齐名的苏联骑兵军司令,对骑兵代表的机动性的重要性和骑兵火力不足的重大缺陷都了然于胸。所谓大纵深概念的核心是强调“使用飞机推进,以快速移动的坦克纵队相配合”,如此机动性和火力都可兼得,必能出奇制胜。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李德·哈特的倡议最终仅实现为一个实验性的坦克旅,而图哈切夫斯基则成为斯大林大清洗的牺牲品,反倒是他们的死敌德国国防军充分汲取了他们的战略思想,以“闪电战”的策略完美复活了蒙古式的战争艺术。

交换总是双向的,不仅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社会从蒙古人那里得到了新的观念冲击,蒙古帝国也从地中海东岸获得了军事知识,其中之一便是配重式抛石机。此前蒙古帝国的抛石机是靠人力驱动的,设计较为简单,基本构造是一个倒 U 型架子加上一根杠杆。杠杆的一端装载石头,另一端系着绳索以供拉动。如果要增加射程或加重发射物,就必须增加人手。而配重式抛石机有着更为复杂的设计,最重要的改进是杠杆的一端装有一个满是石头的箱子,发挥配重的作用。而且杠杆另一端绑着一根长带索,带索末端是发射物,在杠杆弧度达到最大值时带索打开,将发射物抛出。有了配重以及带索的弧度引发的速度,发射物飞行的力量变得更大,造成的伤害也更大,而且可以使用更重的发射物。

这种从欧洲和中东“进口”的抛石机加速了忽必烈征服南宋的步伐,蒙古人任用的穆斯林技师将这种武器带来并用于襄阳攻城战,最终攻陷了这一久攻不下的南宋重镇。汉人曾经一度是蒙古人攻城战的老师,没有汉人技师的帮助,擅长于草原战争的蒙古人在中亚和中东的进展可能没有那么顺利,如今轮到汉人品尝由中东反向输入的战争技术带来的苦果了。

一如哥伦布大交换给美洲带去了病菌和瘟疫,成吉思汗大交换也给欧洲带去了致命的黑死病。以前人们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了黑死病所导致结果的经济面向,比如由于人力短缺导致的雇佣劳动的增长和工资的上涨,一些职业甚至不得不开始招收女性,比如由于缺少农夫,不少土地变成了牧场,英格兰和弗兰德斯的羊毛工业因此而获益,这些都为日后资本主义的勃兴奠定了基础。

除了经济层面的影响外,黑死病还在某种意义上导致了欧洲人精神层面的解放。瘟疫及其毁灭性的丧钟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世界,旧的信仰和秩序在瘟疫之后的欧洲不再起作用了,对教会的质疑增多,新的圣徒崇拜出现,现代医药学也开始发展。牧师似乎并没有得到上帝太多的眷顾,不少牧师也因黑死病去世,教会不得不匆忙任命新的牧师以填补他们的空缺。在仓促的替换之下,有时会出现新任牧师训练不善的情况。有的牧师对拉丁语和正规仪式一窍不通,他们在仪式中越来越多地使用本国语言,异端思想也越来越多。为了矫正这一点,教会开始招募大学生,因为他们在大学里打下了牢固的拉丁语和神学基础。但对教会来说很不幸的是,大学生们也学习了其他领域的,其中不乏为教会所深恶痛绝的一些信条。如此一来二去,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一些根基就此埋下。

成吉思汗大交换当然不止火神与死神,不同地域和族群间的文化和物品的交流与交换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在蒙古治世之下,伊斯兰世界的科学、艺术和医学都达到了新的高峰,东亚以中国为代表的文明区也同样受益匪浅。比如随着医术的混合、医药的融合以及新食物的引进,传统的中医经历了一次新成分的爆发式增加。蒙古人对于天文台的赞助,带来了伊斯兰天文学和中国天文学的共同进步。地理学与地图学也得到了极大的推进,蒙古人的军事征伐及其建立的将整个帝国连为一体的驿站制度,直接促进了地理知识的增进,因为他们需要更为精准的地图来规划最佳路线并保证驿站间距的合理性。蒙古治世也使得旅行者们能够更为容易且安全地横穿帝国,而每个旅行者的信息都既建立在已知信息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既有的信息,从而使整个世界的面对愈发清晰,促进了地图上空白部分的填补,揭开了不少神秘地区的面纱。

在蒙古式和平下,中国、意大利和希腊等地的艺术家来到中东,带来了各自的技艺,使得伊斯兰世界的画作不仅有传统的波斯主题,也结合了中国、中亚的佛教艺术和拜占庭圣像艺术以及意大利锡耶纳的艺术。在吸取了中国山水画技法后,一些波斯作品以山岩为架构,包含了地势与其他景物。

中东的风格也进入了中国艺术之中,其中最生动的体现是瓷器。在蒙古时代以前,中国瓷器倾向于不使用装饰。蒙古时代的到来给制瓷行业带来了一场革新,匠人们给白瓷上釉,然后饰以青色,接着再上一层釉,用高温烧至表面坚硬而透明。青色的使用是因为蒙古人的青睐,对他们而言青色象征着长生天的颜色,因而是一种神圣的颜色,而染色技术则得自波斯陶瓷使用已久的钴青染色法——通过蒙古统治下中国和中东之间的商品贸易和技术交流,人们得以采用新的技术制造出了一种极美的产品。

瓷器是一种奢侈品,一些更加世俗的事物无疑也在欧亚大陆移动,并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一度被视为死亡与毁灭象征的成吉思汗征服,也带来了成吉思汗大交换,从而使东西方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共时感和频密的跨文化交流,进而为下一阶段人类文明的进程奠定了基础,积蓄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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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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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简史」清政府如何为新疆筹资?

清高宗乾隆在粉碎准噶尔叛乱并平息南疆回部骚乱后,将新疆再次纳入了中央政权的有效管辖之下。不过,乾隆的新疆政策面临来自一些汉人大臣的反对意见,他们援引汉武帝“穷兵黩武”的先例,认为为了统治遥远边陲之地花费的军费和行政费用过于高昂,未免得不偿失。他们建议不如将地方统治权归还当地的伯克,中央遥为节制,而将实际的防线后撤至哈密甚至嘉峪关一线。

乾隆痛斥持反对意见者的“鼠目寸光”,他一方面指出在新疆的“前进政策”本身就为陕甘节省了大量军费支出,另一方面强调新疆驻军都来自现有的八旗和绿营兵,并没有进行新的征兵,此外这些驻军的粮食供应都可以通过在当地屯垦进行解决,也不会增加内地的财政压力。

然而,高调的宣言并没有转化为理想的现实。新疆地广人稀,税基比较薄弱,造成新疆持续的财政脆弱性,而中央政府为了怀柔,在南疆进行低税负政策,更加剧了这种情势。

此外,内地的一个重要税种盐税在新疆地区也无法征收,因为在整个新疆尤其塔里木盆地有充足且极易提取的盐,那里到处是盐湖和地表盐层。在这种地理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实现盐的垄断生产。直到 1909 年,新疆才采取了全面的盐务管理,而即便到那时也只在北疆得到了完全的实施。

清政府在内地的另一个重要财政资源来自商人的财富,但这一收入最初在新疆的行政管理中发挥的作用也非常有限。在统治初期,新疆并没有什么汉人商人或符号,虽然内地小贩、小店主和农民在新疆日益增多,但相比内地官盐的主产地两淮和长芦,新疆并没有出现商业财富的集中,这一方面限制了商业税的大规模征收,另一方面也导致缺乏像内地那样来自富商的大手笔报效捐输。

为了回应汉族官员的质疑,解决统治新疆的成本问题,让新疆财政能够自给自足,中央政府和新疆地方政府想尽了各种办法进行各种方式的筹资,并力争在新疆当地解决粮食和物资供应问题。

在所有这些举措中,屯垦无疑是最为成功的,不仅在当时有效解决了驻军的粮食问题,减少了内地的物资供应负担,还为今天新疆的农业留下了一笔十分重要的遗产。而围绕屯垦发展起来的以内地移民为主的社区,也为巩固边疆和边防持续发挥着作用。

为了减少采购需求,就地解决物资供应问题,新疆政府对牲畜、粮食、草料、棉花、藏红花、葡萄等商品物资以实物税的形式进行征收,除了满足行政机关和驻军需求外,还可以用于调节市场供应发挥调控物价的作用。以实物税形式进行征收的还包括一些战略物资,比如硝石、和用来制作火药的硫磺、用来制作子弹的铅,以及铁铜煤盐等。

尽快恢复对内对外贸易被认为是活跃新疆经济创造新疆财政收入的法宝。在这方面,新疆对哈萨克贸易发挥了重大作用。 1758 年,以丝织品交易哈萨克牲畜的边境互市正式启动,成为清代新疆经济结构的基础。1762 年后,清朝新疆当局开始在南疆征收棉布来代替粮食税。从那以后,几乎每年都有 10 万匹这种“回布”运往北疆供给军队,并补充同哈萨克的丝绸贸易。

来自哈萨克的牲畜不仅在清朝统治新疆初期至关重要的巩固阶段为清军提供了支持,马匹可以用作军民,羊只满足了八旗驻军的羊肉需求,而且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当局还通过向内地转售羊只获得了财政收入。此外,清政府还从伊犁往西安和内地其他地方运送马匹以作军用。

清朝政府还一步步放开内地与新疆的民间贸易,以活跃经济,充实物资供应,并扩大税源。一如后来人们常说的“要想富,先修路”,新疆军民两用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内外贸易的日趋繁荣发挥了重要的推手作用。

在对新疆恢复有效管辖后,当地政府最早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保障连接新疆境内各城以及新疆与外藩、新疆与内地的交通干线的情况和安全。清政府对新疆交通设施的改进,首先是为了促进军事运输和官方信息的传递,但同时也极大地帮助了过往客商。

除了建路、修路,清政府还在道路沿线设了包括军台、驿站、营塘和卡伦在内的多种中继站,这些中继站后来被统称为台站。在为传递奏折的政府信差供应水、马匹、事务以及住所外,台站还负责接待来往的官员和流人,以及赴京朝觐的伯克和外藩进贡人员。政府拨付的协饷银、绸缎、棉布、茶叶以及其他货物在途中也通过台站,为日后商人们围绕台站建立商铺和定居点打下了基础。

如同在蒙古地区那样,新疆的台站制度也给商队提供保护。作为回报,商人们也帮助政府给那些偏远的台站供应货物。据资料显示,在南疆的台站对商人的旅行极为重要。比如从吐鲁番到喀什的旅程大约需要两个月,商人们在沿途要度过 46 个夜晚。有了台站,食宿和饮水和牲畜所需的饲料才能得到安全和便捷的供应。即使在最小的台站,附近村子的维吾尔族村民也能向旅客出售他们所需的水、馕以及马匹所需要的豆类。

随着来自内地的商贩和商业型农业经营者日益增多,清朝新疆当局开始对他们进行征税,尽快规模并不太大。这些税收主要包括对商铺、果园和菜园进行的征税,以及对牲畜交易征收的印花税。此外,地方政府有时还会在官地上建设房舍、商铺或巴扎,以获取租金收入。

虽然在早期阶段商业税收比较薄弱,但来自商人的借贷一直发挥着比较重要的作用,虽然他们不像内地巨商那样财大气粗。尤其是在 19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新疆的地方军事官员经常依靠商人的借款或是现金汇兑,来弥补暂时的资金不足或是紧急战备的开支。由于远离内地,在爆发浩罕和和卓入侵这样的军事危机时,正是内地商人的资金和汇兑为清军保卫南疆提供了早期军事动员不可或缺的资金。

除了资金外,清政府还求助新疆的内地商人为战争提供所需的粮食、车辆和耕畜。即使很快得到商人的借贷,清军针对浩罕和和卓入侵的军事反击准备还是花费了数月的时间。而如果新疆的清军后勤官员坐等从内地运来白银,以获取必要的物资的话,就必须再等待数月的时间,估计到时所有的战机都将被贻误。

由于来自赋税的货币收入有限,又无法垄断食盐贸易,向商人借贷也属迫不得已之举,因此尽管清朝新疆政府想尽种种办法,到头来新疆的行政开支、军费和支付给满蒙贵族及维吾尔族伯克的养廉银等现金支出主要还是靠来自富裕省份的协饷来解决,一如现在的财政转移支付。据统计,清朝中前期拨付给新疆的协饷每年总共在百万两白银左右,后来则逐渐逼近每年五百万两之巨。有论者认为,19 世纪上半期中国出现的银贵铜贱不仅仅是因为鸦片导致的白银外流,对新疆的协饷也是一个不容小觑的因素。

当然,即使协饷到位,清朝新疆当局也常有入不敷出之感,为此他们还通过设立官铺投资于贸易以及操纵白银和在南疆流通的红铜货币普尔币之间的汇率,来获取白银收入或“节省”白银支出,虽然其涉嫌贪腐及欺诈百姓的弊端也一直为言官所诟病。

协饷模式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难以为继,遭战火蹂躏的江南富庶省份无法提供多余的赋税,新疆财政基础的薄弱瞬间暴露,从而令 1860 年代新疆境内的变乱不易平息。不过,此前开放民间贸易支持内地商民实边的政策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效,内地商民成为巩固边疆的强有力支撑。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从东北到内蒙再到川边,凡是内地民众实边运动推进比较得力的地方,在经历清末民初政权更迭的动荡期间,都很好地维系了边疆的稳定,使之不至于被各种势力分离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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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来自  Px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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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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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简史」从加里波利到冬宫:全球史视角下的1916年

一战真正开启了现代史的进程,至今我们仍活在一战的百年遗绪中,这些在近年来已成为耳熟能详的的共识性新常识,却并不为太多人知道。那些在一战中发生的深刻影响到其后百年全球政治格局的事件,大多集中出现在 1916 年。1916 年发生的事件,或者通过影响一战的结局进而影响了其后的历史,或者当时并未对一战的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然而却对后来的全球政治格局演变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触发作用。也因此,1916 年不仅仅是一战史视域中的分割线,更是全球史视野中的关键年份。

在《1916:全球史》一书中,英国历史学者基斯·杰弗里为人们重新勾勒了 1916 年的时间线和事件图谱,并从全球视角赋予其新的意义,同时也充分展示了当初那些不太为人所关注的草蛇灰线,如何倔强地发展成此后世界形势演进的主要推手。

画卷从 1916 年初的加里波利撤退展开。一战对中东局势的影响已为人们所熟知,但其中的加里波利推手却长期为人们所忽视。撤退本身是一次完美的行动,英法在几乎毫发无损的情形下从旷日持久的加里波利半岛战事中全身而退。然而这无法掩盖英法在付出沉重代价后师老无功的事实,而正是在加里波利的惨败让英国更深刻意识到自己在从埃及到印度的中东弧线的弱点,从而不得不投注更多的资源到中东战事中来,并加大对阿拉伯势力的动员,由此引发了此后围绕“阿拉伯的劳伦斯”的剧目和一系列恩怨情仇。

加里波利战事催生的另外一个当时不太为人所关注的后果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关于大英帝国的坍塌,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同样发生在 1916 年的爱尔兰起义,认为那是吹响大英帝国衰亡奏鸣曲的序曲,但澳新军团及其在加里波利的遭遇,和由此引发的对英帝国的疏离感,对大英帝国的分裂产生了不那么喧嚣但更为深远的影响。澳新军团在战场上的突出表现和对自己同胞的狂热忠诚,开启了战争中的大英帝国的渐行性崩溃。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从“帝国什么时候打仗,我们就什么时候打仗”,转变为更设身处地为自己着想,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的国家不是另一个英国,而是一个有着自己命运和历史的独立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讲,“加里波利是一个民族的起源”。

接下来是关于凡尔登和索姆河战事的剖析,此前人们都更多从战事的旷日持久和无意义的残酷等角度来诠释这两场典型的西线战事给一代欧洲人带来的心理创伤。基斯·杰弗里在这些老生常谈之上添加了人力资源的角度。这两场战事带来的人力消耗,令英法两国更多依赖来自殖民地的人力资源来提供战斗和后勤人员,这自然在各个方面提升了殖民地民众的自我认同、战斗技能和独立意识。也就是说,反殖反帝事业在二战后的勃兴,其根源早在一战期间即已潜伏。

欧洲战场人力的匮乏同时也为中国方面“以工代兵”参与一战提供了可能,而中国加入协约国阵营,得以成为战胜国一员,又为日后中日之间围绕德国在中国山东利权的归属纠纷埋下了伏笔。这又顺带引出日本在一战中的角色,尤其在 1916 年机器后的海上战事中所发挥的作用。冰冷的历史事实表明,对于协约国而言,日本确实发挥了比中国大得多的作用,这也为他们一战后在围绕中国议题的博弈中占据了有利地位。

此前日本已经协助英国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事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日舰帮助英国人驱逐了德国东亚分遣队,日本海军还为将澳新军队送往加里波利的运兵船提供护航,同时也把法国在东南亚的驻军送回欧洲。日本海军还在新加坡设立基地,在中国南海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群岛游弋,毫无疑问,这番历练为他们二战中在这些地区势如破竹的攻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16 年初,英国要求日本采取更多协助,以对抗德国辅助驱逐舰铺设鱼雷日渐增多的威胁。日本派出一小队驱逐舰到新加坡保护马六甲海峡,又派出一艘巡洋舰进行护航,以防德国人在印度洋西边的毛里求斯、南非以及北面的红海里搞商业袭击。在他们游弋于菲律宾群岛和南海的同时,还继续为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赶赴欧洲的船只提供护航。

如果没有日本的帮助,英国将不得不在东方水域中部署更多的海军资源,而此时英国海军已经感到捉襟见肘了。随着与德国海上战事的升级,英国还在 1916 年下半年和 1917 年初再次向日本请求援助,日本最终也同意在欧洲战场部署战舰,此前他们对此颇为犹疑。从 1917 年 4 月到一战末期,由一艘巡洋舰和四艘驱逐舰组成的日本帝国海军“第二别动队”征战马耳他,为地中海的协约国海军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为此付出了代价。1917 年 6 月,一艘德国潜艇发射鱼雷击中日本“桦”号驱逐舰,导致船首炸裂,68 名日本水手当场死亡。

英国马耳他基地的海军准将称日本的支援“弥足珍贵”,认为法国海军的联合作战效率不如英军,意大利海军比法国海军更差,但日本海军却“与众不同”。当然,英国人也要为日本所承担的义务付出外交上的代价:英国人不得不在巴黎和会上为日本继续占有中国的山东半岛及其于 1914 年所占领的原属德国的太平洋各岛屿进行背书。

正如日本军政两届领袖所希望的那样,参加一战不但巩固了日本在亚太的区域性大国的威望,也增强了日本要成为同美国和欧洲旧霸权平起平坐的野心。而感到被欧美列强背叛和辜负的中国精英阶层,则放弃了全方位拥抱西方道路的迷思,其中一部分人更将目光投向了苏俄经验。

不过在 1916 年,俄罗斯帝国不仅没有表现出要崩溃的态势,反而貌似在给奥匈帝国造成巨大打击的布鲁西洛夫攻势中重振了帝国雄风。然而后来的一系列事件证明,正是此一代价巨大的胜利,耗尽了俄罗斯的元气,将其拖进了崩溃的陷阱中。布鲁西洛夫攻势的胜利,令罗马尼亚不再犹豫,果断加入到协约国阵营中。然而其接下来迅速的崩溃,给俄罗斯带来沉重的战略负担,在削弱俄罗斯攻势集中度和打击力度的同时,还给德国和奥匈帝国带来如释重负之感,从而令他们不再急于实行在东线先与俄罗斯媾和的计划。如果媾和行动能够展开,或许俄罗斯帝国就能获得宝贵的喘息之机,能够避免竭泽而渔式的持续的战争动员,进而避免后来的国内动乱及中央权威的瓦解。1916 年的最后一幕以俄罗斯宫廷宠臣拉斯普京被谋害为核心剧目。在以人治为特色的俄罗斯专制帝国中,这一充满戏剧性的个人暗杀,充分凸显了统治阶层内部的分裂,而这预示了即将到来的动荡与骚乱。

在这本书的最后,基斯·杰弗里还在叹息如果加里波利战事顺利,英法能够掌控达达尼尔海峡,则俄罗斯在东线的态势将大为改观,一切的一切都将重写。或许布尔什维克进军冬宫之路,就是从加里波利的惨败开启的。

不管结论是否牵强,从全球视角观看 1916 年的种种事件,确实有别开生面之感。在基斯·杰弗里的笔下,1916 年的历史或环环相扣,举一反三,或看似闲笔一抹,却埋下历史的惊雷,这无一不为人们提供了更为繁复多元的关照与理解历史的层面和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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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来自 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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